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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服装业:拥有“中国纽扣之都”,如今吸引人才成难题

2019-12-29 16:32

温州服装以男装为主,尤以中高档西装见长,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积累下深厚的产业基础,配套体系十分发达。面对服装业不可逆转的转移趋势,强大、完整的产业链构成了温州服装应对竞争的信心来源。然而,产业基础并非坚不可摧,它的核心要素是人。比起订单外流、企业外迁,对产业工人和人才吸引力的丧失,才是最困扰温州服装的命题。

近年来,温州男装纷纷向高端定制方向发展,2013年1月18日,温州市服装商会提出了“高端男装看温州”口号,为温州男装发展指出了方向“高端男装看温州”口号的提出,让人回想起10年前的温州力量,也表明温州男装打造高端男装区域品牌的决心

温州服装业:拥有“中国纽扣之都”,但现如今吸引人才成为难题

温州服装业:拥有“中国纽扣之都”,如今吸引人才成难题。温州多事。

从纽扣说起

2011年“温州版”金融危机中,相继“跑路”的企业老板,混合着一场动车事故灾难的感动与泪水,成为温州当年的定格形象;2012年,温州以金融改革者的形象被实业界寄予希望,然而,2012年末日传说之前,庄吉危机的突然出现,让无数人的神经骤然紧绷。

从温州市区出发,走瓯江北岸的温丽高速,沿江溯流而上,一个小时左右便到永嘉县桥头镇——一个被称为“中国纽扣之都”的小镇,最多时占据了全国纽扣市场80%以上的份额。要理解温州服装,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一站。

由庄吉船业引发整个庄吉集团的债务危机,被视为2011年多起跑路老板的翻版。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庄吉集团涉及的互保贷款金额巨大,这意味着假如庄吉集团倒闭,当地将有众多企业难逃厄运,由此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

桥头镇坐落在河谷之中,四面环山,穿城而过的姑溪河两岸都是统一规划的工业园区,大大小小400多家纽扣厂,以及纽扣产业延伸出的拉链、树脂、机械设备厂星罗棋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一下高速就飘入鼻中。

温州服装路

陈纪是桥头镇纽扣商会的会长,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纽扣厂。他今年47岁,戴一副有框眼镜,穿黑色白点Polo衫,运动鞋,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1995年,他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回到桥头,头几年在父亲创办的金融服务社里工作,后来遇上亚洲金融风暴,镇上储民疯狂挤兑,服务社被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陈纪只好进了家里的纽扣厂。父亲在80年代做纽扣批发起家,创办了这家小工厂,陈纪接手后赶上服装业爆发式增长的年代,工厂规模不断扩大。

1993年,从事电器行业的郑元忠转行做服装,成立了庄吉服饰。

纽扣是个不起眼的小生意,便宜的几分钱一粒,贵的也不过几块钱,作为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整个桥头纽扣的产值不过三四十亿。但早些年,桥头人中间流行一句话:做纽扣极为赚钱,却不是夸大其词——那时一粒纽扣的利润是成本的三四倍,而且全国各地的货车都在厂门口等着,不愁销路。鼎盛时期,桥头有1000多家纽扣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纽扣。

在这之前,在法国从事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曾旭光刚刚在家乡投资兴建了“华士”。装备现代流水生产线的华士,拥有年产高档西服20万套,西裤50万件,衬衫100万件的庞大生产能力。而此时的温州服装业,还停留在小作坊阶段,上档次的不多,且产量低,质量不稳定。

陈纪带我参观了他的纽扣厂,在一栋五层的建筑里,二层以上都是生产车间,到了午饭时间,车间里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大小纽机一字排开,顶上的漏斗状容器里放纽坯,地上的袋子里接满了刚加工好的、沾着碎屑的纽扣成品。工厂有100多名工人,一个人可以照管6台机器,每年生产近15亿粒纽扣,可分为树脂、电镀、金属、贝壳、果实等品类,如果再从规格、样式、颜色细分,加起来有数百种。这些纽扣样品在陈纪的会议室里摆了整整一面墙。

华士一时间成为温州服装业竞相模仿的标杆,先进设备成为各服装企业争先上马的利剑,这也拉开了温州服装第一次大发展的序幕。

桥头是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90年代的温州服装业,犹如一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品牌意识刚刚觉醒,便迫不及待地纷纷做起了宣传推广。在宁波的服装企业首先请明星代言之后,温州服装企业迅速赶上,以更大规模和更密集的投入,形成了更为壮观的名人广告队伍。

如今,桥头仍供应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纽扣市场,每年有数百亿粒纽扣从桥头运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服装工厂。女装厂里的纽扣千变万化,男装厂的纽扣种类则少得多。不过,男装对纽扣的需求并不小。通常来说,西装,尤其是双排扣西装使用的纽扣最多,有十几粒;衬衫次之,用七八粒;裤子只用一两粒。从这个层面看,纽扣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服装业的晴雨表。有时候,陈纪通过订单的变化就能看出某家服装厂的生产近况,这被他当作客户的商业秘密,不能为外人道之。

温州服装界第一个聘请“形象代言人”的企业是报喜鸟,100多万元的投入,聘请的明星是任达华。作为先行者,其企业品牌和知名度飞速提升,带动了产品的销售和企业的发展。

在桥头镇东南约80多公里外的平阳县,吴邦东也是陈纪的客户。吴邦东是庄吉集团的CEO,温州有名的“老服装”。1996年,他从电器行业跨入服装业,与陈敏、郑元忠三人组建了庄吉集团,并出任总裁。此后庄吉历经沉浮,唯独他留守至今。2015年,庄吉破产重组后,吴邦东从股东变成职业经理人,也就是他自嘲的“打工仔”。今年55岁的吴邦东中等身材,面目慈和,身穿当季的新款亚麻西装,灰色西裤,内穿深蓝色衬衣,显得儒雅、精干。

从报喜鸟开始,温州服装企业群起而学之,庄吉请来了周华健;法派推出梁家辉、张柏芝……一时间,温州服装品牌担任代言人的明星达到20多位。

庄吉主要生产中高档商务男装,用的纽扣价格相差很大,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贵的几十块一粒。贵的纽扣往往会被缝在从意大利、英国进口的高端面料上,得以出入各种正式场合;便宜的大概只能寄居国产面料,主人可能是某个初入职场的新人,狠下心来置办了人生第一套西装。

“温州服装发展的一个秘诀,就是懂得做宣传。”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曾这样说。

据温州市服装商会(以下称“服装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温州共有2700多家服装企业,其中1900多家服装制造企业,800多家商贸流通企业,男装占到了约70%,女装、童装占30%左右。温州服装形成了这样几个特点:以男装为主,又以精品西装见长;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分散在温州各个市县;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用桥头送来的纽扣。

此时的温州服装业,正处于造牌黄金年代。庄吉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知名的服装企业之一,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温州市企业50强排行榜,成为明星企业、纳税大户。

从桥头到平阳县最快的交通方式是高速公路,如果不堵车,桥头的纽扣一个多小时就能进入吴邦东的服装厂。整个温州市被这些密集的高速公路网连接起来,这里的高速修建得比中国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早,你甚至能看到双车道的设计,温州的出租车司机对高速公路总是不停地抱怨。在他们的印象里,好像每个月都有高速在翻修、封道,沿途那些破败、寒酸的老建筑也令他们不满意,料到它们会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当然,最头疼的还是自己越来越难做的出租生意——他们已经察觉到,“先富起来”的温州在某些方面正在落后。

到了2000年后,温州服装业又迎来了一次变化。

这两年,纽扣生意也不好做,陈纪奉行的理念是少亏为盈。市场不景气,下游服装厂对供应链不断压价,加上成本上升,纽扣的暴利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转移?转型?这些问题困扰着包括陈纪在内的很多企业主。他不久前刚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考虑到偶尔会有孩子、老人走失的现象,他和专家们还在琢磨怎么往纽扣里植入GPS定位功能,以图提高纽扣的附加值。

2000年,温州提出了“穿在温州”的口号,2001年,温州的服装产值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2002年,中国轻工博览会落户温州,更加彰显了温州的服装产业在中国服装产业中的重要领先地位。

纽扣业的另一大变化是国外订单明显增多。陈纪以前接的主要是国内工厂的订单,但前两年,国外订单已经超越了国内,目前占到了约六成。纽扣体积小,容易运输,发货通常用快递,一个标准纸箱就能装下十几万粒,物流成本不算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桥头的纽扣价格仍是最低的,东南亚、孟加拉的服装厂也愿意不远千里来采购。这种变化映射出的是中国服装产业的加速转移,温州服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是温州服装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当时温州服装商会开组团参展之先河,在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通过优势集中,迅速扩大了温州服装在全国的影响力。

走还是留?

2003年,温州夏梦服饰有限公司与意大利杰尼亚集团组建中意合资夏梦·意杰中国有限公司,新公司聘请国际专业管理人员按照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经营企业,产品质量和价位迅速提高,并进入杰尼亚全球营销网络进行销售。此举在当时引起极大瞩目,并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示范教材”。

2006年,桥头纽扣行业发展正盛之时,陈纪就去了越南,他已经预料到日后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但到越南一考察,他发现当地工人工资虽低,只有国内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工人素质普遍较低,管理成本很高。陈纪打消了出去建厂的念头。后来,又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办了服装工业园,邀请他去设厂,他觉得太远,不想再折腾。年轻时,陈纪也和很多温州人一样,在生意场上四处出击,做金融,投地产,生猛果敢,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桥头的生活,纽扣厂赚不到大钱,他就把精力投到了商会里。

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琦翔回忆此事时,仍不免感慨,“杰尼亚在温州生产,也表明国际知名品牌认可温州男装的制造成果。”

不过,纽扣生产以机器为主,不需要大量人工,相比陈纪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带给服装企业的焦虑感更加强烈。吴邦东告诉我,庄吉的工厂现有800多名工人,往年流动率在三成左右,要找一个工人保底工资在3500~4000元,普通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个数字。而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一名车工的工资七八千,已经超过了办公室里新招的硕士生。即便如此,招工难仍是常态,温州服装业依赖外来务工人员,但这几年到温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嘉韩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洁告诉我,如今产业工人的流动常常是以班组为单位的,哪个工厂出价高,整个班组就跳到哪里去,流动越频繁,说明市场上的劳动力越紧张。

夏梦与杰尼亚联姻之后,温州男装成为世界男装版图上的重要一极,国际一流品牌纷纷来温州寻求合作,也极大地促进了温州服装业的发展。

除了劳动力价格上升,还有土地、环保、安全、税收等,服装厂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订单外流已不可逆转。地处永嘉县的东蒙集团主要业务是做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即贴牌加工),工厂有2000多人,年产量约130万套。服装商会会长、东蒙集团董事长池慧杰告诉我,订单外流其实很早就发生了,东蒙早年为英国知名品牌玛莎服饰加工西装,每年10万多件,但2008年前后,玛莎就把订单转移到了山东的工厂,到2014年又去了柬埔寨。

几年后,温州服装发展到了另一个新阶段,标志事件是2007年报喜鸟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成功挂牌上市,成为温州鞋服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服装商会秘书长陈琦翔告诉我,外流的订单主要是外贸订单,而温州服装产值一共800多亿,主要还是面向国内市场,外贸出口约100亿,外贸订单外流对温州的冲击并不算大。尽管它的确加速了中小服装厂的淘汰,但温州服装人相信,中高档服装仍是温州的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转移出去。温州企业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南亚、孟加拉,但这些年真正去办厂的并不多。

上市之后的报喜鸟资金主要用于扩建衬衣、西服生产线和改造销售渠道,其中渠道改造为重中之重。

信心的来源是温州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200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美国的客户转到了越南去生产,做了半年以后又回来。为什么?到越南去虽然加工费便宜了,但一个纽扣、一个颜色的线还要到中国来找,实际成本最后算下来没有便宜多少。”吴邦东说,“在温州不一样,只要你把面料订好了,风格定好了,其他的在温州都能解决。现在我在会议室里,打一个电话,所有的辅料供应商一个小时就都能站在这里和你对接,而且你能拿到全球最低价。”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说,长久以来,报喜鸟一直采用特许加盟的销售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适应品牌成长期的需要,但随着报喜鸟的成长,它已逐渐不能适应公司的未来发展,因为其对销售渠道的控制力不够强,对市场需求信息的反应不够快,对品牌形象的统一策划不能得到充分执行。

更重要的是,中高档男装对生产工艺要求高,需要一批成熟的产业工人,还有相应的管理、技术人员。10年前,池慧杰就找过中西部省份的服装工厂合作,但效果并不好。“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控制不过关,没有做高端服装的氛围,缺少熟练的工人。虽然你省了几块钱成本,但产品品质上不去,附加值就没有了。”池慧杰分析称,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价格这些年也在不断上升,相比沿海地区已经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的优惠政策大多只能持续几年,企业享受完了政策红利,又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业转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管是去东南亚还是中国的中西部,对服装企业都像是一场赌博。

2008年,美特斯邦威上市,2011年森马上市,2012年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职业装定制的公司正式登陆A股市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与报喜鸟相同的做法。

男装的温州逻辑

去年8月,随着瓯北报喜鸟总部3000平方米的凤凰尚品集成店的开业,吴志泽宣布,报喜鸟正式从品牌商向零售商转变。据悉,报喜鸟旗下目前已拥有7个自有品牌,4个代理品牌。产品涵盖男装正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女装等。而凤凰尚品还拥有IFIF、FABI等诸多国际品牌的经营权,吴志泽的“品牌王国”初现端倪。

温州有句话:“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温州服装业从某种角度看就是温州人从外面带来的。上世纪80年代已有大量的温州人移民到了欧洲,他们回乡省亲带回的服装极大地冲击了本地乡民,国有服装厂无法生产出这些款式新潮、时尚靓丽的衣服,又恰逢民营经济在温州解冻,家庭式服装工厂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90年代初,温州服装业有1万多家工厂,大多是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加工,其产品通过“集贸市场”批发到内地销售,质量低下,价格低廉。在此背景下,包括庄吉、报喜鸟、森马在内的一批日后知名服装品牌纷纷成立,他们引进欧洲设备、请来意大利设计师,开始走品牌经营的道路。

事实上,去年以来,已有不少服装企业在筹划开设品牌集成大店,美邦服饰、森马服饰、红黄蓝服饰均已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大军。

温州品牌借助广告营销迅速走向全国,直到今天,人们对温州服装的记忆很大一部分仍来自周华健、任达华、梁家辉等港台男星代言的广告。敢想敢干的温州人甚至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去一份总价200万美元的协议草案,想找他做代言人,尽管去信石沉大海,却赚足了眼球。温州品牌起步并不算早,但温州人瞄准了中高档男装的路线,避开了国内杀得火热的中低端男装和正在涌入的国外高端男装,在市场的缝隙里成功占得位置。在21世纪初的头10年里,温州男装几乎是中国名牌男装的代名词——各大商城的三楼,一半的男装都是温州品牌。

制造隐形冠军

但这些年,广告营销早已不再灵通,商业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温州男装的风头慢慢被邻近的泉州、杭州、宁波等地盖过。吴邦东介绍说,国内西装厂淡季和旺季非常明显,到了淡季,工厂要保住工人不能停产,会接一些国外品牌的单子来做。庄吉原来接的国外订单以批量生产为主,他们叫作大货。“比如英国的玛莎、法国的老佛爷都有产品是我们做的,但国内的西服厂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大的趋势是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越来越高,玛莎如今在英国也很难生存,价位不断被压低,就只能找价更低的工厂去做。我们的工艺、工厂规模、人员配置决定了,只有接中高端的产品才能满足我们的生产成本。”

在温州,一个男装品牌从零到步入正轨要多长时间?

能接低端订单的中小厂正在加速关停,生产规模减小,订单继续外流,这样的恶性循环正蚕食着温州服装的产业基础。对温州男装而言,女装算是前车之鉴。2014年,叶洁创立了一个叫“D-harry”的中高端女装品牌,主打骑士复古风格。她向我介绍,男装的生产工序可以不断细分,设备制造厂家甚至会针对不同的工序专门开发机器设备,但女装的款式、版型复杂多变,尤其对她们这种做小众人群的品牌,单品的产量控制在一两千件,有些产品自己厂里没法生产,要找人代工,但往四周一看,能接单的工厂已经寥寥无几。叶洁说,这些年温州的女装品牌外迁了不少,搬到深圳、杭州后反而做大做强。

Giorgio Bruni只用了两年多。GB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是温州格宏服饰,公司董事长朱健铭坦言,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供应商基础,公司的几个股东皆是给各种国内外知名品牌做贴牌的。这些供应商为自己品牌服务,自然是如鱼得水。同时,朱健铭表示,这些供应商都有各自很强的设计研发能力,作为新品牌还可以省掉一大笔设计研发投入,只需要配备具有很强产品组合能力的总设计师即可。

在男装里,西装的生产工艺最复杂的,有三四百道工序。吴邦东告诉我,好的西装讲究手感,既要柔软,又要有骨感,而决定性的因素是面料。行外人很少注意到,在中高档男装的产业价值链上,作为原料的面料反而占据了制高点,面料直接决定着西装的价格。在庄吉的门店里,3600元以上的西装基本采用进口面料,都会标明面料的品牌和产地,懂行的人出手一摸就知道是国产料还是进口料。

“你想经营一个高端男装品牌,只要到温州,从西装、夹克、棉衣,到衬衫、裤子、羊毛衫等,都可以一站式采购完成。” 法派集团高级副总裁胡超指了指自己办公室的右手边,“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家非常优秀的羊毛衫加工厂,我们公司的羊毛衫就有部分在那里生产。”

“其实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面料,用的羊毛主要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做同样一段面料,意大利人花105天,国内只用45天。”吴邦东说,“羊毛是天然的纤维,具有弹性。意大利人从纺纱、织布到印染,每一道工序完成后都要自然晾干,面料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羊毛的自然弹力。而国内纺织工业追求速度和产量,中间环节被省却了,面料品质也打了折扣。”

温州服装行业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男装是最具优势的产业。如今,温州男装已经具备了国际最先进的设备,一流的工艺设施,精良的制造工艺和较好的品质管理系统,赢得了国际、国内业界的认可。

在服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意大利、英国将服装加工转到发展中国家,但高档面料的研发、生产环节却被保留下来,国内中高档男装的面料很多都进口自意大利、英国,就如转移到东南亚的服装厂仍需从中国进口面辅料一样。

意大利西北区企业联合会会长Carmine•Gelli曾带领20多家知名男装品牌的工作人员来到温州,寻求合作。Carmine Gelli在与温州男装企业深度接洽后,称赞,“温州高端男装制造企业,已经具备国际上较高的工艺水平和时尚内涵。”

“做服装的有句老话:金纱、银布、垃圾衣。纱线放着可以随时织成布、制成衣,而一旦变成成衣,若销售不出去,就变成了库存。”池慧杰告诉我,服装款式很容易被人模仿,而自主研发的面料因为周期长、难度大、投入高,要模仿就很难。为此,东蒙集团很早就开始向产业上游延伸,布局面料研发。他们的做法是整合上下游资源,与印染、织布、纺纱厂一起合作,从面料的材质、样式等方面入手,自己设计开发,委托生产。目前,东蒙已经实现了80%的面料自己研发。

如今,全球10大顶级男装品牌中有半数以上在温州下单生产,国内如七匹狼、GXG、海澜之家等诸多知名男装品牌,也与温州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品牌合作关系。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消费市场。随着“80后”“90后”成为主流消费人群,男装加速朝着休闲化发展,借力网购,不断抢占男装市场。吴邦东告诉我,当初网购崛起之时,中高档男装企业都自信线上购物的方式在西装领域行不通,因为西装讲求合身,注重手感,要消费者亲身体验,但现实却是,西装在市场上的存在感不断降低——种种变化使西装企业不得不主动求变。

“以前,欧美高端男装品牌是把批量生产的订单放在我们这里生产,而对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的量体定制的服装基本上在意大利或法国等地生产。但是今年以来,这些品牌的量体定制订单,也开始在我们这里生产了。”胡超认为,在全球的产业不断转移的过程中,这意味着温州的高端男装制造,正在承接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精品制造的职能。

转型隐忧

在欧洲各大时尚之都、在日韩各大百货市场中,温州男装研发团队不是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就是穿梭在这些市场中;在每季的佛罗伦萨男装展及各大高端男装成衣展会上,都能碰到温州的服装人。

去年一年,服装商会办了58场活动,平均每周一场,有大型论坛、专业培训、沙龙、展会,还有各种规格的接访和考察。这些活动的主题很多都加了个“新”字,如新零售、新仓储、新物流……在商会办公室采访时,隔壁的会议室里正在举办一个量体师训练营,来自全国各地的量体师要参加为期6天的课程,学会如何使用专业的量体配套软件。温州服装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从业者都明白,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

浙江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剑平说,温州男装企业老板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做“精品文化”,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就一直致力于把品牌做精,把品质做到极致。据悉,目前,国内大多数高端产品,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家的着名男装大品牌,皆有在他们公司加工。

在平阳,我们参观了庄吉占地超万平的智能生产车间。2015年,庄吉耗资1.6亿元新建了这条智能生产线,2017年正式投产。它用数字化方式将所有的生产工序连接起来,一条流水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尺寸、款式、面料的西装。

“这些合作品牌只需要派代表到百先得挑选面料即可,其余的面辅料配备、设计研发等均由百先得完成。”叶剑平如是说。

消费者在手机上定制好自己的西装;工厂接单后,计算机打版;裁切机床自动裁剪;面料进入智能吊挂系统,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编码,知道下一步该去哪个工位;工位上方的显示屏告诉工人来料的生产数据;楼下的仓库接货后迅速快递发货。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只需要5天,最长不过一周,工厂直接面对消费者,这种模式被称为“C2M”,这种个性化生产被称为“柔性生产”——在男装领域,以智能制造技术驱动的柔性生产正在快速改造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

最近几年,东蒙集团有限公司投入数千万元,进行转型升级,欲建成以设计为导向的贴牌企业。据该公司董事长池慧杰介绍,该公司仅研发、打样、贸易人员便达到600多人,从面料、辅料就开始做设计研发。

就庄吉的智能生产线而言,生产效率提高了5倍以上,生产成本降低了25%,用工人数降低了20%。吴邦东还介绍,定制平台开发了不同的语言版本,可以24小时全球接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而且定制西装价格比普通成衣最多贵15%,而以前的定制西装要贵出一倍的价钱。

浙江卡里法特服饰有限公司今年开工以后,公司的生产员工缩减近百人,而设计研发人员的数量从原来的60多人增加到今年的100多人。董事长潘旭聪表示,公司接下来将会弱化生产,加大设计研发与自主品牌营销两方面的力度。

定制是温州男装的发展方向,也是发挥温州服装产业优势的方式。陈琦翔说:“它可以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要用服务业的理念往消费端去延伸,提高产业链的价值。”不过温州中小企业居多,要打造智能生产线需要很高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有这个实力。陈琦翔介绍,除了像庄吉、报喜鸟这样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还有其他的模式,发挥工艺特长,聚焦更高端领域,比如转型专门做手工定制,一年只做几百套,往奢侈品方向走。

在温州,不止是龙头企业,哪怕是刚起步的加工厂,也会在设计研发、版型工艺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力、精力。

但在内外重重挑战之下,留给温州男装的转型窗口期不会太长。正如池慧杰所说,温州服装的产业基础核心要素是人,要想突围,关键还是在人。温州的产业集群优势,本质上也体现在温州有一批从事服装业的人,不管你是需要车工、班组长、设计师,还是卖纽扣、拉链或者商标吊牌的,你都能从本地轻松找到。但随着中小企业的关停、外迁,产业基础被削弱,人的流失开始加快。

2009年才成立的艾乐制衣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黄建,在第一年建厂、理顺业务等流程之后,第二年,便用大量的时间去跑全球各种高端成衣展。许多和黄建一样的企业新秀说,百先得、东蒙等ODM企业,是他们的榜样。

自动化生产技术虽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劳动力,但生产线上的工人很难被取代,对生产工艺复杂的西装而言更是如此。以庄吉为例,尽管智能车间内的自动化、数字化程度已经做到了全球先进水平,但仍需300多名工人才能维持生产线的运转。在相对偏远的平阳,吴邦东还能找到当地工人弥补缺口,而工厂设在温州市区的叶洁近来愈发担忧,工厂里200多名工人都是外地人,四五十岁居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厂,而热衷于去送快递、送外卖。等现在的这批工人年纪再大点开始返乡后,叶洁、吴邦东,以及整个温州的服装工厂势必面临更严重的用工危机。

相关数据显示,到2012年年初,温州共有服装制造企业1900多家,年产值约650亿元,其中男装年产1000万套,其中60%是高端产品。

除了产业工人,地处浙南的温州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渐渐丧失优势,一线、新一线城市对人才的虹吸作用让温州企业左右为难。尽管池慧杰把2000多人的服装厂留在温州,但在杭州另设了销售代理公司,叶洁则把市场和品牌部门搬去了上海。相比去东南亚或者中西部,温州服装企业在“反向转移”上的步伐更快,他们更急切地把研发、市场部门搬去上海、杭州、深圳等更发达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更容易招到,并且留住他们所需的研发和市场人才。

如今的温州男装,已形成强势的产业集群效应,涌现了如夏梦、乔顿、百先得、东蒙等一大批高端男装制造企业,他们的追求就是高端男装制造的“世界一流”地位。

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表示,男装是温州服装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有像报喜鸟这样的领军品牌,也有夏梦·意杰、百先得这样的制造龙头企业,还有一大批金牌制造企业,以及一批新生力量在不断为温州服装注入活力,这样的产业集群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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